蓋鈞鎰在研究大豆。 通訊員 許天穎 孫磊 供圖
蓋鈞鎰在給學生講學。通訊員 許天穎 孫磊 供圖
2018年，江西湖口，蓋鈞鎰展示南農99-6大豆植株。 通訊員 許天穎 孫磊 供圖
蓋鈞鎰在指導學生鑒定、保存大豆種質資源。 通訊員 許天穎 孫磊 供圖
晚上10時半，清冷的月光透過樹葉的縫隙灑在地上，南京農業大學校園漸漸沉靜下來，樹影婆娑間，一名老者沿著小徑，打著手電筒緩步前行。
他叫蓋鈞鎰，今年88歲，國家大豆改良中心主任。幾十年來，只要不出差、不下田，他都會出現在這條小路上——早上8時前迎著朝陽走向辦公室、晚上10時半后踏著月色回家。雖已退休多年，但他為祖國大豆事業奮斗的那顆心始終澎湃，無一日懈怠。
蓋鈞鎰把一生都給了大豆。
他跑遍祖國大豆產區，從“零”到“有”建成世界第三大的大豆種質資源庫；他潛心研究大豆育種和種植技術，一點點提高大豆產量；國內大豆事業遭遇危機，他奔走鼓與呼，殫精竭慮尋找解決方案；他更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幾十年來筆耕不輟，在三尺講臺上為祖國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大豆人才。
2001年，蓋鈞鎰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截至目前，他也是全國唯一一名研究大豆的院士，學生們都喜歡稱他“大豆院士”。
猶如一粒種子從生根到結果，蓋鈞鎰這一生都寫滿了與大豆相關的注腳。
“祖國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
——從“0”到“3萬+”，白手起家建成大豆種質資源庫
1月初，南京，國家大豆改良中心。氣溫常年維持-4℃的資源庫里，3萬份大豆種質資源靜靜“躺”在密封保存的玻璃瓶和種子袋內，等候著科研人員“喚醒”。
2000公里外，海南省三亞，南繁基地。蓋鈞鎰正帶著學生開展熱帶大豆優良品種選育工作，向著篩選適合熱帶低緯度地區種植品種的目標奔跑。
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蓋鈞鎰帶領團隊跑遍全國，從“0”到“3萬+”，自力更生建立起世界第三大大豆種質資源庫。有了它，就有了珍貴的基因密碼，也有了未來農業發展的重要支撐。
蓋鈞鎰出生于1936年，1953年進入當時的南京農學院學習，師從著名大豆遺傳和試驗統計學家馬育華。畢業時，胸懷“好男兒志在四方”，蓋鈞鎰提出投身開墾祖國北大荒，但老師一句“留下來吧，我這缺人”，讓他選擇了留校任教。
蓋鈞鎰一心放在科研工作上，無暇顧及自己。他的家人看不下去了，1971年，在妹妹的介紹下，當年35歲的“大齡青年”蓋鈞鎰終于解決了自己的終身大事。妻子也是一名科研工作者，在上海工作。
在妻子眼里，丈夫從不把“愛國”“為國”掛在嘴邊，但每當個人得失與國家需求矛盾時，他的選擇永遠是國家。為了大豆，自幼在滬長大的蓋鈞鎰放棄回上海工作的機會，孤身留在南京。
1980年，44歲的蓋鈞鎰考取首批公派出國訪問學者，赴美國艾奧瓦州立大學擔任客座助教。在國外留學兩年半時間，他考察了美國大豆產區12個州，看到了差距。
大豆古稱“菽”，我國馴化和種植大豆的歷史超過5000年，但美洲通過科學研究、品種選育，大大提高了大豆的產量。二十世紀50年代，美國大豆生產因胞囊線蟲病幾乎遭遇滅頂之災，是我國北京小黑豆的抗病基因，挽救了當地大豆生產的命運。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一畝地僅能結出50公斤左右大豆，單產水平只有美國的60%。中美在大豆產量方面的差距，讓蓋鈞鎰深受觸動；他也意識到，只有掌握種質資源譜系，才能培育出更優良的品種。
蓋鈞鎰決心要擔起這個責任。1982年起，他帶隊跑遍中國的每一片大豆產區，搜集屬于中國的大豆種質資源。
不同地理位置的大豆有著不同的生物特性，蓋鈞鎰的團隊一村一村找，挨家挨戶問，就連寒暑假時學校學生放假回家，也請他們幫忙收集大豆種子。
當年，沒有大豆種子的儲存設備，蓋鈞鎰跑去買來腌菜壇子，在里面放上干燥劑，封好口，庫房里漸漸堆起上萬個瓶瓶罐罐。
幾十年里，這個團隊眼睛里盯的是大豆、口中琢磨的是大豆、夢里念著的還是大豆。一顆顆飽滿的種子，是一份份珍貴的種質資源、一個個大豆研究的希望。
“祖國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蓋鈞鎰說，他學的是農學、從事的是農學，自然也要將個人的所有都獻給腳下的土地。
近年來，作為農業“芯片”，種質資源的重要性越來越被社會所認識。2021年，我國通過《種業振興行動方案》，強調要實現種業科技自立自強、種源自主可控。對蓋鈞鎰而言，收集中國原產地的大豆種質資源就是為國家積累財富，為大豆產業未來的發展筑牢基石。
如今，入庫的種質資源已達到3萬份，而且還在緩慢增加，整個資源庫規模位列世界第三，僅次于中國國家種質庫和美國農業部的大豆種質資源庫。但蓋鈞鎰仍不滿足，他說，西南地區有一些山區還沒有走到，可能還有傳承幾千年的大豆種質資源“養在深閨人未識”，等待科研人員去收集研究。
“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中”
——六十余載致力大豆振興，全力解決“卡脖子”問題
在與大豆相伴的六十余載歲月里，蓋鈞鎰就像是一株牢牢扎根田間的大豆，任爾東西南北風，他一直在土地里。
二十世紀50年代，我國大豆產量世界第一，也曾經是大豆出口國，但隨著種子研究和種植機械化的突破，美洲諸國大豆產量躍升。1996年之后，我國逐漸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目前，我國大豆的自給率僅為18%左右。
看著大豆市場一步步失守，蓋鈞鎰十分憂心，因為他知道，大豆蛋白質含量高，是飼料的重要原料之一，依賴進口就相當于把飯碗交到別人手里。
“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的手里！”蓋鈞鎰堅定著這樣的信念。
為打贏這場種業翻身仗，蓋鈞鎰將突破口放在尋找野生大豆隱藏的優異基因上。他從兩萬多份大豆資源中精心篩選出1900份，從實驗室到試驗田，帶領著一批批學生反復種植、觀測，記錄下每一份資源最完整的性狀特征。他首選育成的大豆新品種南農1138-2在長江中下游推廣應用，實現大豆種植產業化，這是我國南方地區遺傳貢獻最大的親本材料。隨后又培育出了蘇協一號、南農73-935、南農菜豆5號等大豆新品種30余個。二十世紀90年代末問世的南農88-31平均畝產可達170公斤，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3倍多。
2003年，蓋鈞鎰的妻子退休后來到南京，夫妻倆終于結束了長達32年的分居生活。可是，時年67歲的蓋鈞鎰并未在家頤養天年，而是每天早出晚歸，繼續為大豆奮斗。他創建了國家大豆改良中心，并陸續在東北、黃淮海和南方三個大豆產區建立育種研發基地。
如今，年過八旬的蓋鈞鎰仍頻繁奔波于這些基地間。他先后培育出南農66等13個大豆新品種，目前已大面積推廣種植。其中，南農66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創造了畝產258.02公斤的產量，突破了國家大豆高產攻關目標。
去年，南京農業大學宿州研究院組織安徽省農科院、宿州市農科院等單位對蓋鈞鎰大豆育種團隊培育出的新品種南農47進行測產。經測定，南農47平均種植密度為1.311萬株/畝，按審定百粒重18.9克計算，畝產可達306.5公斤。
大豆畝產一步步提升，可蓋鈞鎰的眉頭仍時常緊皺：“缺口還是太大了，過于依賴進口很容易被卡住脖子。”
缺口確實不小！目前，我國每年約消耗1.1億噸大豆，其中2000萬噸用于國民食用，9000萬噸用于制作飼料。2022年，我國的大豆總產量2028萬噸，這還是首次突破2000萬噸。根據現有畝產情況，生產1億噸大豆需要約6億畝耕地，可全國的18億畝耕地內，已種滿了水稻、小麥等糧食作物，還有棉花等經濟作物，想要增加大豆種植面積，談何容易？
年邁未敢忘憂國。蓋鈞鎰殫精竭慮，又提出了“大豆南下”計劃：“全世界大豆主產區位于美洲阿根廷、巴西、美國等地，集中在緯度較低的熱帶、亞熱帶地區，亞洲的低緯度地區為何不能種大豆？”
2021年3月，蓋鈞鎰科研團隊帶著適合南方地區種植的大豆種質資源來到了海南三亞，開展大豆南繁育種工作。在崖州區壩頭熱帶大豆優良品種選育試驗基地，他們將1356份大豆種質資源進行適應性鑒定，并遴選新近育成的大豆品種進行品種比較試驗。
從種植到收獲，團隊成員在田間地頭觀察大豆的生長變化，記錄數據，其中4份大豆品種的畝產超過250公斤，遠超國內平均畝產135公斤的水平。為了進一步確認大豆種質資源在多環境下表型的穩定性，2021年冬天，團隊在蓋鈞鎰帶領下進行第二次試驗，產量同樣高達250公斤。
“大豆南下”的研究成果一旦投入應用，勢必能擴大大豆在我國的種植區域，但蓋鈞鎰的目光不僅于此。在他的設想中，一批適合亞洲低緯度地區種植的大豆種質資源育成后，可以走出中國，借“一帶一路”的東風揚帆出海，在友鄰國家進一步試驗并推廣種植，從而優化進口來源結構，減少我國對美洲進口大豆的依賴。
國外有了方向，國內也要找到出路。為找到這條“路”，88歲的“大豆院士”不敢松懈。
近年來，以蓋鈞鎰為首的一批大豆科研人員一直在探索推廣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的方法，即在玉米地里同時種植大豆，把玉米的行距放寬，玉米的產量不減低，中間還可以多收一季大豆。蓋鈞鎰科研團隊還研究出南農60等適合在玉米地里種植的大豆新品種。
“全國有6億畝玉米，按每畝產量100公斤計算，6億畝玉米田至少可產6000萬噸大豆，再加上開發鹽堿地種大豆，基本可以實現大豆自給自足。”這筆賬在蓋鈞鎰心里，已經盤算了無數次。
深思熟慮后，蓋鈞鎰牽頭組織專家向中央提出玉米地里種大豆的提議，“這是中國解決大豆‘卡脖子’問題的出路，并且是唯一出路！”很快，提議被寫入2020年中央1號文件并予以實施，從2020年到2023年，中央1號文件連續4年聚焦大豆生產。
玉米不減產，還新增大豆收入，農戶們躍躍欲試。2022年，在徐州嵐山鎮，這種帶狀復合種植田每畝產出了550公斤左右的玉米與140公斤左右的大豆，每畝經濟收益提高了300—400元。農戶嘗到了甜頭，去年，該鎮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面積從2022年的4200余畝增至1.2萬畝。
終于，見到了曙光。
“要想大豆發展得好，人才是關鍵”
——言傳身教鼓勵年輕人站上全球舞臺
前不久，農業農村部在安徽省宿州市召開全國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現場觀摩交流會，推動帶狀復合種植往深里走、往細里做。耄耋之年的蓋鈞鎰出現在安徽宿州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和大豆高產種植的示范田里，像他過去60多年一樣，實地調研指導大豆育種及種植。
電腦里長不出大豆，書本里也長不出大豆。
北至黑龍江黑河五大連池大豆產區，南至海南三亞崖州區壩頭熱帶大豆優良品種選育試驗基地，蓋鈞鎰從未停止過研究的步伐。雖年事已高，但播種、育苗、收割……每一個大豆生長的關鍵節點，他都會帶著學生下田觀察。
“團隊里有幾十名年輕的大豆研究員，我想在有生之年把所學所思都傳授給他們，他們是中國大豆的希望！”蓋鈞鎰說。
從事植物遺傳育種和教學工作60多年以來，蓋鈞鎰已培養100余名博士后、博士和碩士等高級人才。不少帶領大豆領域追趕世界的佼佼者，都曾得到過蓋鈞鎰不遺余力的幫助指導。
就在去年9月22日，新疆農墾科學院創建的大豆高產示范田進行實打實收計產。結果顯示畝產達到467.24公斤，創造了全國大豆單產新紀錄。該研究所所長戰勇正是蓋鈞鎰的學生。
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考察時，曾摘下一個豆莢剝出大豆放在口中細細咀嚼，這顆大豆叫“齊黃34”，它在黃河三角洲鹽堿地里達到了302.6斤的畝產量，實現了鹽堿地大豆產量新突破。這粒小小種子的育種人叫徐冉，也是蓋鈞鎰學生的學生。
甘為人梯、獎掖后學，蓋鈞鎰始終把培養人才放在心上。
“要想大豆發展得好，人才是關鍵。”60余年來，蓋鈞鎰曾心痛于大豆人才的流失，也為現在研究大豆的人越來越多感到由衷開心。“以前開一個全國性大豆學術會議，到場專家學者只有200多人，現在有1000多人了，他們都是祖國大豆事業的希望。”蓋鈞鎰笑著說。
在學生們眼中，這位全國唯一的“大豆院士”、榮獲世界大豆研究大會終身成就獎的泰斗級人物，在生活中是一位既嚴謹又溫和、既執著又可愛的老者。
他住在學校宿舍里，房子只有70多平方米，家具設施都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款式，對他而言，家具家電能用就行，生活質樸到了極點。他的心里只有大豆、只有學生。
現任農業農村部大豆生物學與遺傳育種重點實驗室主任的趙晉銘曾做過蓋鈞鎰的助手，第一次陪蓋老出差，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次是去北京開會，上午從南京出發，午飯是高鐵站的盒飯，開完會已是傍晚6時，“我見天都黑了，提議住一晚，可蓋老說‘用不著’，因為他‘不想耽誤明天的教學’，我只好又陪著他往高鐵站趕，晚飯還是高鐵站的盒飯……真沒想到蓋院士的工作節奏是這樣的馬不停蹄。”
與蓋鈞鎰接觸多了，趙晉銘的“沒想到”也越來越多：80多歲的老人一周至少三天出差在外，能當天往返，絕不過夜；院士可享有“一等座”待遇，但蓋老總說“用不著”，不需要特殊照顧；這么大年紀單獨出差，學校不放心，派人陪著他，但蓋鈞鎰還是覺得“沒必要”，直到學校給他下了“死命令”，他才同意帶助手，出發前還再三叮囑助手：“不要幫我拿包，不要照顧我，這趟出差也是學習的好機會，有什么不懂的地方盡管問我”……
如今，蓋老的很多學生都已到了退休之年，而他還奮戰在科研一線，每天閱讀大量中外文獻，編纂大豆資源書籍。
蓋鈞鎰現在還帶著30多名研究生和博士生，每周四晚上七點半是他的團隊雷打不動的組會時間，偶爾出差趕不回來，他就線上參會。他堅持給研究員和學生講解最新的前沿科技，從課題選取到實驗每項結果的驗收層層把關，他一字一句地琢磨修改學生們交上來的論文，精益求精。
“90后”藕冉是蓋鈞鎰的博士生之一。“我之前并沒有把自己的學業和祖國發展聯系起來，只想著發表論文早點畢業，是蓋院士把我這只井底之蛙給拉了出來，他從不和我們說大道理，但他的一言一行都讓我明白了為什么要研究大豆。”藕冉說。
在蓋鈞鎰的團隊里，個人成就高低如何衡量，永遠取決于為祖國事業貢獻的多少。
如今，農業農村部大豆學科群體系已經建立，蓋鈞鎰所在的南京農業大學國家大豆改良中心正是這個學科群體系的牽頭單位。
在蓋鈞鎰眼里，中國的大豆事業有危機，更有希望。為了這份希望，他爭分奪秒，“我已經80多歲了，留給我研究大豆的時間不多了。”別人勸他休息時，他總是這么回答。
去年上半年體檢，蓋鈞鎰被查出心速過緩，他特意等到中秋國慶“雙節”假期第一天去住院手術。學生問他：“中秋節在醫院過，會不會太冷清？”他的回應是：“只有這樣，才最不會耽誤研究工作和教學時間。”
日暮平原風過處，菜花香雜豆花香。在蓋鈞鎰身后，幾代年輕的科學家，正逐漸扛起重振大豆雄風的國家使命。但只要中國還未實現“大豆自由”，蓋鈞鎰和學生們的奮“豆”腳步就會永不停歇。（南京日報/紫金山新聞記者 王茸 張源源 通訊員 許天穎 孫磊）
